清末民初的改造国民性思潮已是渐去渐远，但当素质教育的理念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大地上被极力倡导时，深刻反思这一思潮，或许能从中得到不少启迪。
民族振兴的根本出路在于提高国民素质。
随着近代中国民族危机的日益加剧，先进的中国人对民族衰落根源的认识也愈益深刻。到戊戌变法时期，人们的认识终于升华到民族的强弱、国家的兴衰与国民性直接相关的高度，从而发出了改造国民性的呼唤。著名启蒙思想家梁启超说：“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另一启蒙思想家严复也主张通过“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办法改造国民性，进而改变中国积弱积贫的状况。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经历一系列顿挫后，晚年也把精力转向改造国民性上来。他希望通过塑造新的国民人格来改变中国社会的面貌。他说：“人心就是立国的大根本。”“人类的人格改好，社会当然进步；我们要造成一个好国家，便先要人人有好人格；四万万人都变成好人格，以改良人格来救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帅陈独秀高声疾呼：“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就必须“打倒孔家店”，扳倒偶像，重建中国人的价值体系，塑造新的国民。新文化运动的另一健将鲁迅也说：对“愚弱的国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最要紧的是改造国民性”。
爱国主义、公德意识是良好道德素质的核心。一个社会中其成员普遍道德水平的高低，既是该社会精神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在清末民初改造国民性思潮中的先哲们就十分关注道德在新的国民人格中的重要性。孙中山说：“有了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陈独秀发出了“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的警世之言。梁启超和严复也多次论述没有道德的革命就没有新国民的观点。先哲们主张在建立新的道德价值体系时，要突破传统伦理中狭隘、封建的血亲宗法关系，把传统文化中以个人内修为主要内容的内在超越变为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出发点的外在超越。爱国主义应是国民最高的道德价值取向，公德意识的提倡和弘扬应是国民教育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孙中山号召人们“立志”时，要牢记“为大众”幸福和国家“化贫为富”而奋斗，要树立“强中国的信仰”。
学习现代科技知识是开启民智的中心环节。
如何才能开启民智呢？先哲们认为，关键是要对中国传统的教育体制和目标进行根本的变革，摈弃中国传统教育中“无用”、“无实”的内容，学习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只有这样，中国的社会变革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否则，“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中国社会将难以生存，更谈不上发展。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发刊词中直言：“国民而无世界智识，其国将何以图存在于世界之中。”正是在先哲们对中外国民性比较探求的基础上，“科学与民主”成为五四时期高高飘扬的旗帜。
培养国民勇于进取、锐意开拓的精神是塑造健全人格的重要任务。
勇于进取、富于开拓和冒险的精神是推动人类向前发展的重要精神源泉。然而在中国传统的伦理—政治型文化熏陶下，中国人形成了注重心理、情感和精神的安适、和谐，注重内在超越的价值观。这也造成了国人缺乏竞争意识、冒险精神的负面效应。清末民初的进步人士对此进行了深刻反省。他们认为竞争是世界进步最有利的催化剂，西方社会的强大就在于他们宣扬浮士德、普罗米修斯勇于进取和冒险的精神。所以，这一时期的进步人士把树立勇于竞争、敢于挑战的阳刚之气作为“新民”的标志性成分，并努力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与进取、冒险精神相联系的内容作为其理论依据，譬如极力弘扬“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孟子的“浩然正气”的精神等。孙中山还具体指出，要坚决剔除潜伏在人们头脑中的“悲观畏难、怠惰退缩”的“无形之敌”的困扰，号召人们树立“坚忍之毅力”、“一往向前去做”的“奋勉之气”，“勇猛进取”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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